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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藏角度来看,清朝皇帝不但是继承元朝谱系的大汗,也是藏传佛

发布时间:2020-06-17  浏览量:518  点赞:810

    从西方角度看皇帝

    就西方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的居民而言,清朝的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他是继承元朝天命的大汗,同时也是守护西藏佛教的大施主。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辽阔草原上,在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后,历经几个政权兴亡更迭。十六世纪后期,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统一蒙古之后,蒙古高原上多位权贵人士纷纷招达延汗的儿子为婿,当作领袖拥戴。因此每个政权都希望与成吉思汗攀上关係,藉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蒙古帝国出现不成文的规定,唯有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才能称「大汗」,这项原则就称为成吉思汗血统论。

    达延汗的直辖地在与满洲族领土交界的大兴安岭西侧,是一群称为察哈尔的游牧民族领土。达延的长子进入察哈尔,延续大汗家的谱系。促成清朝成立的那颗元朝玉玺,就是由察哈尔汗林丹持有,在他死后到了后金皇太极的手里。因此,清朝可说由达延汗的直系子孙继承了统治的正当性。

    蒙古族的王侯还尊称皇太极是「博格达.彻辰汗」。这也成了清朝在蒙古世界中提高权威的一大重要因素。

    达延汗的三子俺答汗,为蒙古高原带来新的权威,那就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格鲁派是出身青海的僧人宗喀巴在十五世纪初期开创的新宗派,因为高僧戴的帽子颜色,也称为黄教。这个宗派有系统性的教义,并且严守戒律,很快地超越其他教派,势力愈来愈大。远征青海的俺答汗,在当地结识格鲁派的僧侣,据说深受感动。俺答汗在一五七八年邀请到据说是宗喀巴转世的弟子索南嘉措,并为这名高僧献上「达赖喇嘛」的称号。「达赖」在蒙古语中表示「大海」,「喇嘛」则是西藏语中的「上师」,这是由高僧的名字「嘉措」(藏语「海洋」的意思)而来。由于索南嘉措是第三世转世,因此将达赖喇嘛的称号往前追溯,以宗喀巴的弟子为第一世达赖喇嘛,而他自己是第三世达赖喇嘛。

    俺答汗见到达赖喇嘛时,领悟到自己是建立元朝的忽必烈之转世化身。这幺一来,超越了先前与成吉思汗在血缘上的亲疏,转向透过藏传佛教来获得统治正当性的根据。换句话说,他开启了另一个新的可能性,只要有达赖喇嘛的权威当作后盾,即使与成吉思汗没有血缘关係,一样可以冠上「大汗」这个称号。一旦确定达赖喇嘛为「大汗」这个称号赋予的权威,就在蒙古高原上扩张其势力。此外,第三世达赖喇嘛过世后,即称转世为俺答汗的曾孙,并让这孩子在西藏出家,成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这下子突破了西藏或蒙古的民族框架,成了佛教权威拓展的机会。

    藏传佛教里高僧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係,用藏语说是「mchod yon」,直译的话是「寺与施主」的意思,也就是说,施主以世俗的权势来保护佛教,而高僧赋予这股权力在宗教上的权威,两者之间就是这样的关係。而运用彼此的这份关係当上西藏最有权势的人,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

    他为巩固格鲁派势力,拉拢了将势力伸展到蒙古高原西侧的卫拉特领袖。这名领袖并非成吉思汗的男系后裔,依照成吉思汗血统论并不能称「大汗」。但藉由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赋予的权威,日后人称「固始汗」。固始汗的子孙成为西藏王,以青海为据点,建立政权。

    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朝几位皇帝的渊源也很深。受皇太极之邀,第五世达赖喇嘛先是派了代理人,之后在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亲自赴北京面见皇帝。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互赠称号,确认双方「mchod yon」的关係。这层关係从儒教的背景看来,解释为西藏对清朝皇帝表示归顺之意;从藏传佛教的背景来说,清朝皇帝则是施主的身分。

    清朝掌握了达赖喇嘛权威

    进入十八世纪,中欧亚几股世俗掌权势力针对达赖喇嘛的权威,展开一场愈演愈烈的争夺战。一六七九年,当噶尔丹居于劣势,蒙古高原态势明朗后,执政的桑结嘉措终于公开宣布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死讯,并推举祕密选出的一名少年继任第六世达赖喇嘛。

    卫拉特固始汗的子孙在西藏人口中的「a mdo」(也就是青海)建立政权,成为西藏王。一七〇五年在拉萨召开的公开会议中,青海的西藏王拉藏汗否定了拉萨拥立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之正统性,接着他更推翻达赖喇嘛政权,杀害执政的桑结嘉措,与清朝联繫。

    清朝不信任支持噶尔丹而增加混乱的桑结嘉措,因此一开始就支持拉藏汗。第六世达赖喇嘛被拉藏汗抓住后,在押送至北京的途中于青海过世。拉藏汗强行介入达赖喇嘛政权,造成西藏族对蒙古族的反感,推举了一名在东西藏出生的婴儿为第七世达赖喇嘛。

    噶尔丹死后,卫拉特準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将势力从準噶尔盆地拓展到东突厥斯坦,还企图趁这场混乱一举拿下西藏高原。一七一七年派遣军队到拉萨,歼灭了孤立无援的拉藏汗。清朝正式承认已成长为少年的第七世达赖喇嘛,在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拥立这名少年,派遣远征军到西藏。达赖喇嘛这个权威来源的象徵已经在清朝手中,準噶尔没有对抗的筹码,未开战即自西藏高原撤退,清朝就这样将西藏收于势力範围内。

    十七世纪在西藏高原上激荡出的余波,也影响了西藏文化的周围地区。云南北部除了西藏族之外,还有纳西族等民族,配合彼此生活方式,共同分享生活领域。当时西藏族之间密宗的色彩浓厚,许多在家修行的人,都信仰藏传佛教的噶举派。格鲁派势力随着第五世达赖喇嘛进入云南地区,在与噶举派的武力冲突伴随来的宗教斗争随即展开。格鲁派受到清朝的支援,在十七世纪末巩固了在云南的优越地位。

    从蒙藏角度来看,清朝皇帝不但是继承元朝谱系的大汗,也是藏传佛
    云南的西藏寺院松赞林寺,作者摄于二〇〇四年

    云南省最大的西藏佛教寺院,就是松赞林寺。这座寺院是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发愿兴建,之后发展成为云南格鲁派宗教活动的据点。主殿供奉着宗喀巴与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塑像。这座寺院位于的中甸县,成了云南藏传佛教的重镇。现在为了招揽观光客,则引用欧美人士熟知的理想国「Shangri-La」之名,在二〇〇二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宗教上的震荡对云南的政治与经济也造成莫大影响,前面提到过,明代时期将据点设在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受命为土司,在接受明朝的支援下欺压西藏族。在明代遭受木氏压迫统治的云南西藏族,响应格鲁族扩张势力,推翻了木氏土司的统治。

    清朝身为格鲁派最大的施主,在十八世纪前半将西藏列于保护下,因此,在西藏与中国之间当作缓冲的木氏土司,存在价值变得极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朝废除丽江土司,改由中央派遣官员来治理这个地方。后面会详细说明,这项治理制度的变更就叫做「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之后,云南与西藏之间的交易比过去更兴盛。这也是盛世的一部分。在「茶马古道」这条交易之路上,每个交通要塞都会有西藏族经营的旅店,以及载运货物的马匹商队来来往往。从中国内陆或云南南部载运茶叶、砂糖、棉布等商品,前往西藏;再从西藏运送毛皮、麝香、药材等到云南。西藏需要的铜製产品,也在丽江生产。丽江成为交易路线的必经之地,常保繁荣。

    在明代是政治城市的丽江,到了清代脱胎换骨成了商业都市。木氏土司统治下的丽江街头不但维持原有的风格,更增添了文化上的深度。改土归流之后交易的发达,更为丽江街头增添华丽风貌。这些历史的底蕴,在丽江登录为世界遗产时都受到很好的评价。

    清朝与中欧亚地区

    十八世纪中叶,準噶尔在领袖过世后随即发生内讧。这时的清朝皇帝是爱新觉罗弘曆(乾隆帝),他趁着这场混乱,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出兵进攻拿下伊犁。接着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派遣军队到自噶尔丹以来都在準噶尔势力範围下的东突厥斯坦,并在隔年攻占塔里木盆地。这是清朝版图拓展到最大的时候。为这个地区属于新的疆域,因此命名为「新疆」。

    清朝在中欧亚地区的疆域,也就是蒙古高原、青海、西藏,以及东突厥斯坦,这些都称为「藩部」,由「理藩院」来负责管辖。理藩院的前身是后金时代管辖蒙古族的蒙古衙门,到了康熙年间之后从管辖中国的六部独立出来,负责管理藩部的行政,以及对俄国的交涉。清朝对于藩部的治理,基本上维持当地原有的治理机构,在军事据点派驻军队,採取有状况时维持治安的模式。

    清朝针对内蒙古的蒙古族,仿效了八旗制设定行政区,指定出各旗的游牧地区範围。旗长称为「札萨克」。之后在清朝的影响力遍及整个蒙古高原,便赐予各地领袖札萨克的称号。根据划定每旗的界线,清朝可藉此控制各个蒙古族领袖的势力,不致超出範围。清朝採取这种治理手法的背景,就在于防止像过去的準噶尔,出现称为游牧帝国的政权。

    在西藏高原上,随着清朝将统治权限集中到达赖喇嘛政权,政治的行使也交由西藏贵族与僧侣等四人合议制来主导。大臣制订的政策,经过与清朝驻拉萨的西藏办事大臣协议后,接受达赖喇嘛裁决后就能实施。

    一七八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为了垄断与西藏及印度之间的交易,进攻西藏。清朝一派出军队, 廓尔喀就收兵,与达赖喇嘛政权交涉。然而,谈判一破裂,廓尔喀王朝再度展开攻击,清朝遂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派军击退廓尔喀军。

    廓尔喀军之所以进军西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到高僧的恣意煽动。经过这次,清朝深切感受到必须控制握有大权的僧侣。于是,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宣布,未来在决定高僧转世人选时,要将候选人的名字写在象牙籤上,投入金壶之中以抽籤方式决定。这就是「金本巴瓶制」。

    至于居住在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则承袭过去準噶尔的治理方式。清朝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长驻伊犁,统率屯驻于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军队。一般行政与徵税都交由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负责,基本上清朝官员避免直接与当地居民接触。

    明朝皇帝眼中只有儒教的世界中心,因此对于中欧亚的人并未建立起权威。请各位回想一下,远征蒙古高原的朱棣(永乐帝),后来并没能统治高原;相对地,清朝的皇帝不但是继承元朝谱系的大汗,同时也是藏传佛教的施主,因此得以维持在中欧亚地区的权威,并且以间接治理的方式在十八世纪稳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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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台湾商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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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上田信
    译者:叶韦利

    此书一改欧洲观点的霸道史观,重写征服、开发、文明化的西方论点,用鲜明的人物生平,重构五百年明清时代:一直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评论都不佳,从黑格尔的停滞论,到二战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甚至连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中国史学家们,本身也将明清所属的十四至十九世纪归类为「封建制度的末期」,是一个封闭又陈腐的时代。

    然而以往的评论观点,都是以「陆地」出发,如今,我们以海洋上发生的运输、交流和贸易等层面,重新评价明清帝国,并发现在近代中国被评为负面遗产的「朝贡制度」,竟是当时维繫东欧亚地区秩序的最佳经贸体系。

    自元末至鸦片战争,一三五一年的红巾贼之乱到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横跨五百年,明清王朝在各种层面上承袭原生北方大地的蒙古帝国,超越了自秦至宋的中华框架,无法单纯用中国朝代史或欧洲开发史来定义,我们将从海洋对帝国的影响,重新评价明清时代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

    从蒙藏角度来看,清朝皇帝不但是继承元朝谱系的大汗,也是藏传佛